10月8日，我在《聯合報》「民意論壇」上發表了1篇文章指責教育部和國科會只會〈追形式指標，卻不懂實質評鑑〉，隨後又發表了一系列文字，從各種面向質疑曾志朗院士「研究的正直風範」，許多人看了後，不斷問我：「什麼是形式指標」？「什麼是實質評鑑」？
我們不妨拿曾院士夫人洪蘭女士執行的國科會計畫為例，來說明這兩者之間的差別。洪女士1969年自台大法律系畢業，1978年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心理學系開始攻讀博士，其夫曾志朗正在同系任教，2年後獲頒博士學位。數十年後，校方承認：曾、洪的狀況「很不尋常，雖然不算嚴重違規，卻不鼓勵」。1992年回台灣後，開始展露她在翻譯方面的「驚人才華」，自稱翻譯過51本「腦神經認知語言科學」的名著，我見過的每一本，都是厚重的「鉅著」。她是廣受歡迎的演講家，自稱有時1年要作上百場演講；又是國內數家媒體的專欄作家，出版過十餘本文集，教人如何「提振道德」。
1997年，她出任陽明大學神經與認知科學研究所所長後，立即展現出科學研究的「天賦」，過去10年間，至少發表54篇以上的SCI期刊論文。每篇論文作者多則十餘人，少則4、5人，內容五花八門，涉及「腦神經認知語言科學」的各個層面，但沒有一篇由她擔任第一作者。內行人一看就知道：曾院士當官期間，曾促成多所頂尖大學購買貴重儀器（fMRI），這些研究大多是由他在幾個大學吸收的「樁腳」團隊所完成，洪女士只是在作者群中掛名而已。
用國科會評鑑計算「期刊衝擊指數」的「形式指標」來看，洪女士確實是人間罕見的「科學天才」。用她平素言行來看，洪女士更是台灣社會的「正義女神」。在一篇題為〈自掃門前雪 當心成偷正義的共犯〉的文章中，她說：「我們社會沉淪到現在這種指鹿為馬、笑貧不笑娼的地步，跟過去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卻沒有人出來主持正義有關」。「當社會多數人屬於『沉默的大眾』時，道德就沉淪了，國家的危機就產生了」。
這樣的人才，國科會當然不會讓她埋沒。在101與102年之間，國科會核定由她執行或推動總共2000萬元的3項計畫。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：其中有一筆每年320萬元的「原住民科學教育推動計畫」，而且一給就是4年。在洪女士「燦爛輝煌」的出版紀錄中，幾乎找不到任何有關「原住民科學教育」的著作；在她密密麻麻的活動行程中，倒是曾經「帶領學生走入深山服務，推動閱讀」，「帶領原住民學童到都市交流，爭取免費看『展演』」。我想請教國科會的是：在審核這項計畫的時候，國科會憑什麼判斷洪女士已經由「腦神經認知語言科學家」蛻變成為「原住民科學教育家」？
在曾院士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，督導國科會業務期間，國科會評估研究成果時，重視的是發表SCI和SSCI論文的「形式指標」，而不問其實質內容。所以科學教育處「理所當然」可以找一個跟「原住民科學教育」毫不相干的「社會活動家」來推動這項計畫。
可是，如果國科會真的有對科研計畫的內容和成果進行「實質評鑑」，科教處就必須告訴我們：在未來4年，洪女士要如何推動這項計畫？每年給她320萬，是想改變她的「活動行程」？還是想讓她用這筆預算，吸收「樁腳」，幫她執行這項計畫？國科會千方百計地想在她「腦神經認知語言科學家」的榮銜上，再加上一項「原住民科學教育家」的桂冠，這是在落實「曾政委」的指示：「科學家，請堅守你研究的正直風範」嗎？科教處這種搞法，是真正想推動原住民的「科學教育」？還是想教育「沉默的大眾」：「權力就是真理」？這到底是在實踐國科會的「學術正義」？還是在表現曾政委的「正直風範」？（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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