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前嘉義縣長張花冠涉貪被訴，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批評檢察官經常濫權起訴，前不久新北市長朱立倫表示濫權調查、起訴的調查員、檢察官「比比皆是」，公務員「不做不錯」，造成政府效能無法提升。日前大法官許玉秀投書媒體，指責檢察官除了監聽以外，不會辦案。
對於藍綠政治領袖及法界長老的共同指控，筆者認為檢調固應虛心檢討，但對司空見慣的誤控，也希望加以澄清，捍衛偵查人員的尊嚴。
台灣檢察官約1300人，低於法官員額1800人。檢察官制度主要是負責刑案之偵查、起訴、公訴及執行。事實上，我國政治敵對陣營間，只要行政權行使有爭議，不服者之「圖利」檢舉函就會丟進地檢署，檢調每天都得調查處理這一堆檢舉人猜想的案子。
「欠債不還」原應是民事糾紛，台灣百姓卻大多會告「詐欺」，因為如果提起民事訴訟，原告先得繳交裁判費，還要自己調查證據，就算勝訴，也不見得能要回錢。若提起刑事告訴，檢察官無權拒絕調查，等於免費委託有公權力的檢察官先進行調查，以告訴程序解決民事糾紛，這種現象使地檢署的刑事訴訟數量異常膨脹。
台灣檢察官偵查後把大約6成案件過濾不起訴及緩起訴，對其餘4成認為證據相當明確的案件起訴（包括聲請簡易判決），起訴後獲有罪確定判決超過95%。不論是否起訴，經常要面對不起訴案件的告訴人及起訴被告的批評、反擊。
國人普遍有美國比台灣對被告保護周到之誤會，其實美國對被告的保護，有些面向超過台灣，大部分則遠不如台灣。但刑事訴訟制度的優劣並非以被告保護多寡為憑斷標準，而需兼具發現真實、追求正義的需要。可惜邇來我國幾次修改《刑事訴訟法》，多偏重被告權利之保護，而有忽略發現真實需要之趨勢，結果導致實務運作結果，越來越有被告坦白承認者有罪、矢口否認者不起訴或無罪之現象。
從事過司法實務工作的人都知道：在今日社會要被告俯首認罪，常屬不可能之事，而不論如何科學辦案，其他證據未必足夠，故無論國內外，都對被告之自白非常重視，如何取得自白，乃成為司法實務界所面臨之一大課題。美國及日本，偵查人員用詐欺方式誘得自白都被社會認為是聰明的表現，例如騙被告其他共犯已經供承。因為被告若未犯罪，縱使施騙，也不會因此認罪，並無誘發虛偽陳述之危險。
以美國實務為例，以不誠實方法取得自白之情形非常普遍。美國司法實務界一般認為很多案件沒有有力人證及直接物證，若不准警察以不誠實方法取得自白，該等案件常常無法偵破，犯罪者將永遠逍遙法外；而且犯罪動機、犯人為犯罪行為時之意思狀態等內在因素，若無行為者之陳述，外界極難查知真相；尤其警察禁止以強暴脅迫之方法取得自白，嫌疑人又多不肯吐實，因此以詐欺之機智方法取得自白乃有實際需要。
近日台灣有一正義感超強的檢察官為讓被告俯首認罪，對被告大聲喝斥、責罵，而遭懲戒。吾人贊同對該檢察官懲戒，但法院希望起訴的案件都證據清清楚楚，才判得下去。對於多數偵查完畢發現有相當證據（但尚非充足）又矢口否認的被告，檢警調天天苦思如何突破案情，我國諸多學者及法院判決可曾提出解決之道？
部分學者及法官們要求偵查人員應以懇切態度取得自白。問題是懇切態度雖能打動少數被告心防，對絕大多數慣犯無效。目前台灣偵查人員普遍執法寬鬆，法院斷案、量刑多輕縱被告，法律無法嚇阻犯罪，作奸犯科者有利可圖，而形成一個向下沉淪的社會。少數執法嚴正者，自知無力扭轉大環境，逐漸加入沉淪行列。
優秀的執法人員做分內事，並不期待社會之讚美或感謝，僅期待各界領袖下次抨擊檢警調單位時，具體指出何人被如何濫權追訴，何人被不當監聽，讓承辦機關檢討或回應，讓社會檢視依該案事證是否應該起訴？監聽有無不當？若籠統說檢調人員濫權監聽起訴比比皆是，我們也只能感嘆說話不負責的各界領袖比比皆是。
（作者為澎湖地檢署檢察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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